刘昌黎文集
Ai评价日本经济研究论文
2025年10月8日
5 日本企业经营与企业管理
5.8 DeepSeek评价日本企业内在的国际化
这篇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《日本企业内在的国际化》由刘昌黎撰写，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现实意义。以下是对该文的综合评价：
一、文章的价值与意义
1.前瞻性的视角
文章写于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初期，全球化浪潮初现之际。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日本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“内在障碍”，即其特有的企业制度、经营惯例与文化对外国企业的不开放性。这一视角在当时具有前瞻性，对理解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2.结构清晰，论证有力
文章从“内在国际化的由来”“意义”到“课题”三个层面展开，逻辑严密。通过数据（如对外/对内直接投资比例）、案例（如日美结构协议）和制度分析（如企业系列、政府规制），系统阐述了日本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内外压力的来源与应对策略。
展开剩余92%3.对“制度性壁垒”的深入剖析
作者不仅指出日本市场的封闭性，更深入分析了其制度根源，如企业相互持股、系列关系、政府规制等“看不见的壁垒”。这种分析超越了简单的贸易壁垒讨论，触及了日本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。
二、历史与现实的反观
1.与当代日本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对照
30年后的今天再看此文，许多问题依然存在，如日本企业治理结构、劳动力市场刚性等。但也有一些变化，如日本企业在公司治理改革（如引进外部董事）、数字化与英语化等方面的努力，显示出“内在国际化”的缓慢推进。
2.对当前中美、日欧经济摩擦的启示
文章所讨论的“制度差异导致的贸易与投资障碍”，在今天的中美科技竞争、欧盟对数字市场的规制等议题中仍有共鸣。它提醒我们：国际经济摩擦的深层原因往往源于制度与结构的不对称。
三、文章的局限与不足
1.时代局限性
文章发表于1993年，未能预见之后日本“失落的三十年”及其对国际化进程的深远影响。例如，日本企业海外并购加速、软银等企业的全球化实践等，都是后文未能涵盖的内容。
2.视角偏重外部压力
文章较多从“外部压力（特别是美国）”角度分析日本改革的动力，而对日本内部自发性改革的动力（如人口老龄化、国内市场萎缩等）讨论较少。
3.对文化因素的讨论不足
日本企业的制度与惯例深受其文化影响（如集体主义、终身雇佣等），文章虽提及但未深入探讨文化转型的难度与路径。
四、总体评价
《日本企业内在的国际化》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文章。它不仅是对90年代初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深刻记录，也为理解当代全球经济中的制度冲突提供了有益框架。尽管受时代所限，其分析视角和问题意识仍具有启发性，尤其适合用于研究日本经济、国际商务、比较制度分析等领域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参考。
补论：
刘昌黎在1993年发表论文《日本企业内在的国际化》中提出的观点极具前瞻性。近三十年过去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已远超当年“内在国际化”的讨论范畴，进入了一个在深度、广度和模式上都更为复杂的全新阶段。以下我将结合当前的新动向，与原文的框架进行对比分析。
�� 当前日本企业国际化的新特征
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，当今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呈现出几个显著的新特征，下面的表格可以让你快速把握其核心演变。
对比维度
1990年代初期（论文背景）
当前新动向（2020年代以来）
核心驱动力
应对贸易摩擦、外部压力（如日美结构协议）
主动寻求增长（应对国内市场萎缩）、技术合作（如自动驾驶）、经济安全-3-9
战略重心
生产转移（“国内生产，大量出口”模式）
全球整合运营（“全球生产-全球销售”）、本土化深耕（“销地产”）-3
产业主体
大型制造业（如汽车、家电）为主
中小企业成为主力军，服务业（金融、批发零售）占比远超制造业-3
地域布局
重点在亚洲（成本导向）和北美（市场导向）
多元化与战略性并重：强化欧美（市场与技术），调整亚洲（由中国转向东盟），并开展大规模战略性对美投资-3-5
政府角色
逐步放开管制（资本自由化）
深度战略协同：提供税收金融支持、信息便利，并直接牵头重大投资协议（如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）-3-5
从“内在国际化”到“全球化融合”的深化
您文中提及的“内在国际化”课题，如改革经营惯例、提高市场透明度等，在一些方面已取得进展，但挑战以新的形式存在。
·
“系列”关系的演变与挑战：您提到的企业“系列”关系并未消失，反而在海外有所延续，例如日本企业倾向于与海外零部件厂商建立长期稳定关系-10。这种模式在保障供应链稳定上显示出优势，但也面临着新的审视。例如，电通集团国际化的挫败，深刻暴露了日本企业“中心主义”全球化的局限性——即总部的强管控和集权决策，导致其收购的海外公司（如安吉斯、Merkle）难以整合，形成“数据孤岛”和文化割裂，最终国际业务严重亏损-8。这提示我们，将本土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海外，可能无法适应真正的全球化运营。
从“被动开放”到“主动构建”：当前日本企业的国际化，不再是单纯迫于外部压力而开放国内市场，更侧重于主动出击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有利于自身的产业链和生态。中小企业通过“大企业依托模式”和“联合模式”出海，成效显著-6。而大型企业的战略也更为灵活，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，丰田一改过去完全自主开发的策略，积极与美国Waymo、英伟达等企业合作，以弥补自身在AI和软件方面的短板-9。
新形势下的挑战与未来课题
当前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之路也面临严峻的新挑战。
地缘政治风险：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日本企业带来直接冲击。有评估指出，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导致包括丰田、索尼在内的日企面临高达4万亿日元的损失-4。这也促使日本调整布局，例如将部分投资从中国转移至东盟国家-3。
技术竞争的紧迫性：在软件定义汽车、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，日本企业普遍感到落后-9。未来的国际化竞争，不仅是市场和生产的竞争，更是技术标准与数据掌控权的竞争。
总结与启示
回顾过去三十年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已从您笔下以“内在国际化”应对压力的阶段，跃迁至以全球为棋盘、主动整合资源的新时代。其核心逻辑从 “适应全球化”转变为“塑造全球化”。
日本企业内在的国际化
现代日本 1993年1期
在日本企业国际化进入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情况下，其内在的国际化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。所谓内在的国际化，是指对日本传统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惯例进行改革，既为外国企业顺利进入日本创造条件，使其能够在同一基础上与日本企业开展竞争，又使日本企业固有的制度、惯例和企业间关系国际普适，为日本企业顺利走向世界并融合于国际经济社会创造条件。
一、日本企业内在国际化的由来
1.日本对外、对内直接投资严重不均衡
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，其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发展迅速。但相比之下，世界各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却一直难以进展。1988、1989和1990年，外国对日直接投资各为32亿美元、29亿美元和28亿美元，处于停滞和减少的状态。结果，日本对外、对内直接投资的不均衡日趋严重。从对外直接投资额相当于对内直接投资额的倍率看，1972年度为1.6倍，1980年度为6.0倍，1985年度为8.9倍，1989年度为23.3倍。在世界经济国际化迅速发展、各国企业相互渗透日愈加强的形势下，外国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了在日本开展经营活动的必要性。换言之，由于日本企业在经营管理、技术、情报、竞争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，外国企业只有进入日本开展当地经营活动并站稳脚跟，才能像日本企业一样地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外国企业的这种意识越是强烈，日本对外、对内直接投资严重不均衡问题就越是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重视。
2.外国企业难以在同一基础上与日本企业竞争
一些在日本开展当地经营的外国企业，尽管在事业方面有所进展，但他们却总感到不习惯日本企业固有的制度和惯例，难以在同一基础上与日本企业开展竞争，主要表现在：
第一，即使是同样的竞争，日本市场也与国际市场有所差别。例如，商品包装和附加机能过分讲究，存在着过度服务的竞争；退货制度、回扣、小批量送货上门等方面的惯例，妨碍企业的正常活动；对质量的要求过于严苛，等等。总之，日本市场竞争过度的程度远远超过美欧各国。
第二，日本企业社会的制度、惯例与欧美不一样。例如，企业集团、系列企业相互持股、内部交易，使外国企业很难进入日本市场；退货制度、委托销售制度、商品介入等，给外国企业推销产品制造了麻烦和障碍；产业界有各种各样的卡特尔，外国新进企业很难站住脚，等等。
第三，日本政府的规制也有一些问题。例如，在医药品质量和生产方面，日本政府有一些特殊规定；在电器制品方面有一些繁琐规定，限制了外国企业生产；索取日本工业技术标准手续繁杂，时间过长，费用过多，等等。
3.日美经济结构协议的压力
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，围绕发达国家间激烈的贸易摩擦，西方五国协调干预外汇市场，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了。然而，几年来的实践表明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不均衡特别是日美贸易不均衡，并未因日元大幅度升值、美元大幅度贬值而消除。因此，美国在不断要求日本扩大内需、开放市场的同时，还越来越重视日本存在的一些“看不见”的贸易障碍，即日本经济结构、经济制度和经济惯例等方面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也一再强调美国贸易赤字过大的各种制度性、结构性原因。以此为背景，日美两国从1989年开始了经济结构协议的谈判。在谈判过程中，美国方面指出日本存在着排他性的经济惯例、企业相互持股和系列企业关系、禁止垄断法实施不力、专利审批时间过长、国内外价格不一样、土地价格太高、利用土地困难、对外、对内直接投资不均衡等问题；日本方面则指出美国存在国内储蓄不足、财政赤字过大、进口限制以及企业行为、研究开发、劳动力质量等方面的问题。
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，在1990年6月达成的协议中，日本方面承诺了以下五点：第一，扩大内需，把今后10年内的公共投资规模扩大到430万亿日元；第二，对于违反禁止垄断法的索赔案件，公正交易委员会可按要求提供各种证实材料；第三，把专利审批时间从5年减少到2年；第四，向消费者和产业界通报国内外价格差的实际情况；第五，采取公开交易内容、提高市场透明度等措施，减轻日本企业系列关系对外国企业参与日本市场和当地经营的障碍。
美国方面承诺了以下三点：第一，继续缩小财政赤字；第二，加强研究开发，敦促企业采取公尺制的国际技术标准；第三，改革税制，鼓励储蓄和投资。
综上所述，在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国际化、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，日本企业社会的制度和惯例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。日本企业不可能固守传统的制度和惯例，只有顺应国际性经济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潮流，迅速改变企业内在国际化相对落后的问题。
二、日本企业内在国际化的意义
面对国外特别是美国要求调整经济结构、改革经济制度和经济惯例的压力，日本虽然有少数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，但一些有识之士则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、全球化的大趋势下，所有问题都不能超越国际经济的范畴，内政和外政的区别已越来越不重要了。就经济而言，各国相互讨论彼此的经济结构、经济制度和经济惯例等问题，乃是必然的趋势。日本的经济结构、经济制度和经济惯例，在日本人眼里顺理成章，习以为常，但在外国人眼里却有一些不符合国际常规的特殊性东西。可见，通过改革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、经济制度和经济惯例适合于国际经济社会，乃是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。就目前情况而言，日本如果能像在日美经济结构协议中承诺的那样，充实社会资本、合理流通结构、纠正内外价格差和不规范的交易惯例等，就会进一步提高日本经济社会的效率，使日本国民真正享受到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富裕生活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、全球化的大趋势下，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环境将发生如下一些重大的变化：
第一，从国内竞争走向国际竞争。迄今为止，日本企业是以国内生产为主，然后大量地出口产品。今后，随着海外当地生产不断扩大，日本企业必须在国外与外国企业展开生产竞争和市场竞争。
第二，从非市场竞争走向市场竞争。由于系列企业间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，日本企业间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竞争。今后，随着各国企业相互渗透，市场竞争的比重将会不断提高。
第三，从提高生产效率的竞争走向提高企业形象的竞争。迄今为止，日本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，在提高生产效率中获得了成功，确立了竞争优势。然而，对于全球性企业或世界性企业来说，不仅要经常创造高附加价值的新产品，还必须在地球环境、人类问题等全球性、世界性经济社会问题方面做贡献。企业在这方面的国际形象如何，将直接左右其长久的发展。这是一场新的有魅力的竞争。
由于意识到了行将发生的上述竞争环境的变化，一些日本企业出于自身全球化发展的需要，不得不对内在国际化采取了向前看的积极姿态。
三、日本企业内在国际化的课题
在外部压力与内在动力的双重作用下，内在国际化已经提上了一些日本企业的议事日程。但是，由于国内外对日本经济制度、经济惯例在认识方面的分歧，再加上经济制度、经济惯例的变化需要经过各国经济制度、经济惯例的相互渗透、相互演变的长期过程才能实现，因此，日本企业内在国际化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。
根据战后日本经济社会改革的经验，对于某些外国有疑虑、本国早就想要改革的东西，例如，流通系列化、财务信息公开、企业事业内容公开以及终身雇佣制、年功工资制等，日本企业将较快地在这些方面推进改革，其中一些改革还早就进行了。但是，对于一些在企业经营和国际竞争中赖以成功、获胜的，并仍有活力的制度和惯例，例如企业集团和系列企业关系，企业相互持股关系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等，很多企业都不肯轻易改变。之所以如此，乃因为上述关系既是日本企业相互分工合作的基础，也是日本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重要前提。从实际情况看也是这样。日本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，不仅没有对上述关系进行任何改革，而且有的还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国外。例如，日本企业和国外的零部件企业之间，就一直在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。因为这种关系还没有影响到当地的市场竞争，也就没有引起什么非议。但是，久而久之，特别是当各国企业国际化普遍发展起来以后，就难免不受到非议和指责了。可见，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日本企业是不会轻易改变其自我欣赏的制度和惯例的。但是，在美国已经对日本的一些经济制度、经济惯例提出质疑的情况下，再加上企业国际化的潮流不可阻挡，日本企业也不得不未雨绸缪了。今后，日本企业内在国际化的主要课题是：
第一，主动推进企业制度、经营惯例的国际化。其中，对于企业制度、经营惯例中具有国际普适性、易于被外国接受的东西，要进一步完善并在国内外推广；对于没有国际普适性、易于引起外国反感的东西，要逐步地进行改革。
第二，尽量提高市场透明度。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应该像在日美经济结构协议中承诺的那样，采取各种措施，尽快地开放市场并提高市场透明度，减少外国产品和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障碍。
第三，对外资企业实施必要的优惠措施。在日本传统的企业制度、经营惯例没有彻底改革、外国企业很难参与日本市场竞争的情况下，要对一些外资企业实行必要的优惠措施，通过政策性补偿，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和日本企业一样地进行公平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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